顧彬：刺猬與狐狸以及大師與天才
思想史上對學者的分類往往是依據其觀點或思想本身，比如在政治哲學上，依據觀點不同可以分為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威權主義等；在經濟學上，依據對政府乾預的不同態度，可以分為自由放任主義、凱恩斯主義、第三條道路等。在別的領域，也多是依據某一中心原則的差別，對學者進行分類。而依據學者的心智特點或者說思維方式進行分類，則極為少見。原因在於，從某一學術領域的角度看，唯一吸引其他同行注意的是學者的思想成果和論證過程，至於他偏好何種思維方式，反而不是一件重要的事。 同樣的研究成果，是受了別人的啟發還是得自自己的思考，對於別人來說似乎確實不是什麼要緊事，除非此人是關心此問題的傳記作者。不過即使不是心理學專業的人士，也常注意到一個事實：比如達爾文和愛因斯坦，雖然同樣擁有石破天驚的傑出成就，但其心智類型確實大有不同。一個通過收集大量的事實，再經過歸納總結，得出進化論理論。而另一個則鑽在伯爾尼專利局的辦公室裡反复演算，推導出了相對論。這儘管並不是個生物學問題或物理學問題，但卻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也許屬於心理學問題吧。 伯林的《刺猬與狐狸》一文就討論了這一問題。他在此文中將西方思想家分為兩種類型：刺猬型與狐狸型。這兩個詞來自古希臘詩人阿寄洛克思——“狐狸知道很多的事，刺猬則知道一件大事”，大致的意思是說狐狸博學多聞，而刺猬見解深刻。所以，刺猬型的特點就是思維連貫、邏輯嚴密，而狐狸型的學者則是博學多聞，見多識廣。按照伯林的說法，刺猬型學者構建一個中心體系，只對自己所關心的問題感興趣。而狐狸型的學者則長於發散性思維，追求多重目標。籠統看來，貌似很有道理。 不過《刺猬與狐狸》一文，只是在開篇簡單羅列了幾個思想家的分類名單，而後便集中討論俄國的托爾斯泰、赫爾岑、巴枯寧等人，分析的重點也是這些人的思想本身，對於刺猬與狐狸之區分著墨甚少。比如，伯林把柏拉圖歸為刺猬型，而亞里士多德則歸為狐狸型。問題就來了，“知道很多大事”的亞里士多德歸於狐狸型合適麼？況且，亞里士多德構建的體係無一不是邏輯連貫，思維深刻的。而尼采這樣的側重於文學的人則被歸於刺猬型，這難免引起混亂。比如許紀霖先生就被搞糊塗了。他在一篇文章裡，毫無意識地將亞里士多德和尼采的分類顛倒了過來，還誤以為這是伯林的意思。 可見伯林的分類僅僅是一個籠統的提法。 1975年哈耶克也寫了篇討論這個問題的文章，叫做《兩種心智類型》。篇幅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