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瑞明：一個封閉論述 —— 讀陳雲《香港城邦論》

時代已詭譎得叫我們喘不過氣，到處都是欺詐、權謀、滲透。除非麻木不仁或者已犬儒至極，我們不能不躁動、不安，希望自救、自強。歷經保衞皇后碼頭、反高鐵運動，我們更希望建立自己的社群身份，來對抗政權和市場向我們的「去公民化」。然而病急別亂投醫，祈求警世良言時，別要因為「啱聽」、「過癮」，就見神殺神，見佛殺佛，陷入迷霧而不自知，那就壞了。

陳雲先生的著作一向好讀，《中文解毒》也是刻下批判「壞鬼中文」的最佳作品。

然而拿起新作《香港城邦論》，看到那全知式的語調，還有不容挑戰的態度，愈讀就會愈感不安。比如陳雲說從中國來的都是間諜，但卻又說無法證實，他也不會接受任何挑戰——這實在是最差的書寫態度，特別是這種有學術包裝而無基本嚴謹的讀物，遺害可大可小。陳雲書寫的封閉性格，其實在過去其「我私故我在」專欄談鬼狐仙怪時已見端倪。看的過癮，但細心一想，那是作者自成的世界，外人根本無法挑戰真假。當用私密語言系統來評論公共世事，作者當然可以自我保護，但也失去了被批判的可能。

奇怪推論

讓我們先將陳雲在本書的思想大概勾勒出來。其實說起來，也相當簡單。筆者在通識教學期間也接觸過不少類似的思路，但陳雲的當然複雜一點，詭譎一點︰首先，中共是壞到不行的，我們不要對她有一絲希望，她不倒，固然繼續腐敗，她倒了，陳雲也認為之後建立的「民主政府」也會不利香港，可能會相當「法西斯」，強搶「港女」也是有可能的。如果你問有何真憑實據或者論證，作者或會叫你「走着瞧」或者擺出「不信你會後悔」之類的態度，封閉性格盡顯。

然而，陳雲筆下的英國管治，香港則好到不行，香港人因為宗主國有文明法規，是那些一片漆黑的中國人的反面。這些「大陸人」基本上是無得救的，所以香港人不要妄想自己可以改變中國，只可保持距離，你好我好。香港要自救，只有盡量獨立，但又不是獨立。因為我們是「城邦」，非國非市，一國兩制，河水不犯井水。這既是公義，又是自利，又可利國，上上之策。

寫作的行為

某些結論有道理，比如香港不要過分依賴中國，過分擔憂邊緣化，失去了自己應有的自主性，應發揮主動角色。但前提建基於「香港超好，中國超壞」的浮沙上，就似乎太危險了。比方說為何僅僅在香港出生的人會全是文明的呢？很多人僅僅是偶然生在香港，那些「不文明」的香港人是否該被驅逐出境？香港人在外在內的胡作非為大家都有眼睛看到。陳的解釋很差，幾乎就是香港人生在香港就是不同的。為何陳雲又說歡迎大陸的富人、叻人來香港，這是因為義嗎？如果中國人在共產黨統治下全是面目無光，那我們為何又要想他們的「利」呢？社會學家Malesevic 在他的著作《身份作為意識形態》一書已提出我們別以為可以分開談「身份」和「利益」，已美化自己私心，陳雲在本書則全無這種小心。我又想起魯迅在《狂人日記》的矛盾，中國人如果壞到不行，只有狂人才清醒，那麼魯迅的寫作行為是為了什麼？某些過火的態度在認真寫作不應該出現，特別是不少有心有力的青年人視陳雲為學習對象。

還有英國治下竟是陳雲描述般那麼一塵不染，恩風處處，還施予我們「民主」和「法治」——那是一種印象還是獨斷？在港英政府管治期間的社會運動者在哪裏？港英拖延香港民主化純粹因為擔心中共滲透，沒有其他原因？隱而不宣，這是史德的問題。香港人建立自主性可以不擺脫殖民的陰影嗎？「中共萬惡、港英文明」的二分思維是我們建立身份的堅實起點嗎？

這則關乎史實了。

什麼是城邦？

陳引希臘概念「城邦」，並指出阿里士多德認為「城邦是為好生活而存在的」。但如果我們因為想追求美好生活就把香港視為城邦則未免太過天真。亞氏的城邦（polis）一般被譯作英語（city-state），幾近不只等於城市或只等於國家，但也不是沒有國家和城市的元素，那麼說香港既不是城市也非國家是什麼意思？她真的可以翻譯成「城邦」而沒有讓其他意義欠缺或溢出嗎？比如亞氏在《政治學》一書論及的城邦便是有獨特歷史意義的，如人口只得幾千，可以進行直接民主，有奴隸制女性地位較低，相當精英制。說香港是一個城邦，難道正正是立足於這種優等vs劣等的前設嗎？

談城邦的另一個重要角度就是公民會籍（citizenship）了。誰人有公民會籍本身是一個複雜的問題，那既是政治也是倫理和法理問題。但陳雲傾向簡化問題，把擁抱一個地方的價值與否作為接納新移民的必要條件，甚至給人是「唯一」條件的印象，那是一個看似有理而無實際意義的論斷。政治哲學家沃爾澤提及的「澳洲的白人」政策便引述一個澳洲的移民局長的問題︰「我們尋求一具同一性的國家。

有沒有人可以合理地否決它？不是每個國家都有決定國家構成的基本權利去嗎？」根據這邏輯，任何人如果干預或破壞了種族國家的同一性，就不應容許他成為該國家的成員。如果這樣的話，旅行期間誕下的嬰孩也不可得到該國國籍，而婚姻和同化都會受到監控。但是這代表要限制其他人的自由，而限制其他人的自由，正正是要有法理和道德根據的，同一性並不是唯一的價值。如果僅僅談擁抱價值與否作為有沒有公民身份，那就顯出陳雲高舉法治卻不理法治的一個矛盾之處。另外，怎樣判斷一個人是否忠於所謂「香港價值」？竟然是「宣誓」這麼幼稚的建議！這大概不是怎麼「現實政治」了。或許，陳雲不會認為這是問題，因為來自中國的必然是極權派來的，必然與香港價值矛盾，因此新移民與違反香港價值已成等號。

啟智變成反智

筆者同意限制移民是應該的和需要的，但也不是這種拙劣的理由吧！妖魔化別人來建立我們的身份認同，這是不論左翼或右翼都不應接受的手段。陳雲的書裏也幾乎沒有新移民的聲音，他們只是一群面目模糊的幽靈，但他卻說他可以隨時徵引被納粹黨迫害的猶太人的故事。這就是說故事者的專權，什麼故事要講只看他的，並有必然的不可挑戰。

筆者和學生探訪「劏房」，了解世情，當中的社會工作者告訴我們新移民往往都是很想適應香港，努力自強，否則也不願來冒險，更沒有打算來弄糟香港。

我們有沒有先聽他們說話？香港有幾多人的祖先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香港的公民身份和氛圍改變了幾多人的精神和行為？我們需要更多這樣的故事，這比起一個人的獨斷，更有意義。這對於建構香港公民身份的工作，也更加實在。

篇幅所限，只是企圖指出陳雲「理論」的封閉性格，提醒普羅讀者而已。諸君勿把事情弄複雜了。香港需要觀點，但也需要更縝密論證過程。如果是這個時代將一個以批判為己任的作家變成獨斷，啓智的變成反智的，那也未免太令人神傷了。

撰文：曾瑞明

信報財經新聞  開卷偶拾 2012-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