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跳樓記

1992年10月12日，這是中國一個有著重大歷史意義的日子。這一天，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

就在那一天的深夜裡，一個身影從北京大學校園內第四教學樓五層一間教室的窗口上急墜而下，重重地摔在了滿是小石子的硬地上。

13日凌晨6時許。有早起者路經“教四樓”，猛然間發現一人橫倒在地。只見那人頭朝向牆，且距牆根僅二三尺。臉朝上，一隻眼睛、頜骨全部凹下，牙齒脫落，全身是血，腦漿外溢，並有成簇的頭髮和腦漿沾在褲子上，所穿的衣服上還沾有少量白灰。很顯然，這是從樓上摔下致死。早起者立即報案。

不一會兒，聞訊者紛紛趕來。隨著晨曦初露，前來圍觀的人不由吃了一驚：這不是北京大學經濟學院資料室主任、副研究館員(相當於副教授)、碩士研究生指導教師、經濟學院資料室和院行政系統黨支部書記解萬英嗎!他怎麼能從這樓上摔下來呢?

據公安機關勘察現場，發現五層的一間教室裡留有死者的一件大衣和一台半導體收音機，窗戶開著，緊靠著窗戶的地方放有一張椅子，椅子上有死者的足跡。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在窗戶旁邊的一張書桌上，放著一本《求是》雜誌，雜誌封面上部的空白處，死者用圓珠筆寫下的“共產主義必定勝利”八個字赫然在目。再經法醫進行屍檢，最後，公安機關的結論是：“無搏鬥痕跡”，“高墜至亡”。

既然現場無搏鬥痕跡，法醫屍檢也未發現有任何異常，那麼問題似乎就很簡單了叫殺。儘管公安機關並沒有明確說這是自殺，但人們不難從現場勘察所得到的情況中得出他們自己的結論。

於是乎，北京大學經濟系的一個教授自殺了，成為那幾天的特別奇聞，傳遍了中關村一帶的高等院校、科研單位和高科技公司。對於解教授為何“自殺”問題，雖然人們一般持審慎態度，不願多說，但卻有一種“定勢”在悄然地蔓延著：解​​教授是在五六十年代氛圍裡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與系裡幾位著名的中年教授歷來觀點不一，但又無權無勢，且老實忠厚，辯論不贏，自己生悶氣。“十四大”召開的當天，他如坐針氈，心急如焚。當從收音機裡聽完“十四大”政治報告後，在教室中呆坐一夜，最後在那本雜誌上，寫下了“共產主義必定勝利”八個大字，左右環顧，思前想後，倍覺淒愴，面對無可挽回的絕望夜空，終於毅然決然地為自己的信念和理想挺身殉道了……

又於是乎，各種“評論”的“潛流”傳遍中國之矽谷：'這樣的'老左'多死幾個中國就有救了”；“死者為大，這麼說話怕是太過分了吧”；“別管左右，老解死得像個人樣!無論為什麼而殉道，都比那幫'牆頭草'們有志氣的多”；“這年頭，信仰、理想值幾個錢?!他也真是傻透了，何苦來，犯得著嗎”……

是的，我們不能不說這些議論多少還是合乎邏輯的，也就是說，“人之常情”使得議論者們各持己據，各以自己的價值觀來看待這世界上的人和事。對相同的事情有著許多種不同的見解，這是很正常的，沒有必要大驚小怪。也許我們需要關心的是已成為“故人”的解萬英副教授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解萬英，時年53歲，陝西人，196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系。同年留校任教，後在資料室從事資料分析和整理工作，同時兼作一些教學工作。

認識解萬英的人都知道，解老師愛認“死理”，生性質樸，甚至有些近乎於木訥。可他性格直爽，為人耿直，有話直說，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可以說他並不“內向”．對待工作，他一貫認真負責。北大經濟學院在給解萬英所作悼詞中認為，解萬英對工作兢兢業業，踏實肯幹，為教學和科研工作作出了貢獻。在對待個人利益上，解萬英也能作到顧全大局．解萬英與妻子及兩個兒子多年來同別人合住一套單元，但他從來沒有怨言，直到他死前不久才分到一間補差房子。就在他分到補差房子的前後，學校房管部門又決定讓他們搬到樓層較高的一套單元房，可妻子不願搬．為此，解萬英給妻子做了大量工作，甚至死前一天還在勸妻子要顧大局。

解萬英的家庭責任感極強，無論出門辦什麼事，既便是如同理髮、洗澡、買菜、打油之類的小事，如果家裡無人，他必定都要事先留條，以免家人惦念。他的心也極細，對諸如是買400斤還是買500斤白菜、是否該取下竹簾子這樣的家庭瑣事也親自過問和處理。對如何教育培養孩子，解萬英更是十分重視，經常與妻子一起為此大費腦筋。他為了給孩子以勉勵，喜歡不時給孩子寫點以名言警句為主要內容的贈言。不過解萬英有個習慣，他一般不用圓珠筆寫字，而更願意用鉛筆、鋼筆，特別是碳素筆。

由於多年來主要是從事資料分析和整理工作，解萬英的學術成果不是很突出，但在學術觀點上，他卻具有明顯的個人特色。他是五六十年代成長起來的一代知識分子，由於時代的局限性，他所學並形成定勢的思想具有那一時代的鮮明特徵，加之他的性格特點，從而造成他獨特的學術思想。他相信計劃經濟體制，對市場經濟理論研究和了解不多。他對“私有化”的提法特別反感，曾在《經濟資料》等內部刊物上發表過《理直氣壯地反對私有製》和《關於分配不公的爭論及治理》等文章，反對“私有化”及由“私有化”而引起的分配不公。在平時的言談中，他對幾位系裡近年來比較活躍的著名教授所持的一些觀點很是有些看法。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儘管不能將解萬英的思想簡單地斷言為“左”，但其言行的確給了一般人這種印象。

從以上對解萬英的簡單介紹中我們可以看到，解萬英是一個工作認真、家庭責任感極強的人，同時他也是一個在學術思想上堅持自己觀點的人。據了解，沒有發現與解萬英有強烈利害衝突的人，而且他的家庭關係也很融洽，他沒有理由去尋死，可是他終於還是死了。究竟是什麼原因促成了這一結果呢?

於是，有了“假說”。10月11日星期日，解萬英上午與妻子一起商量搬家、買大白菜及下周安排等家務事。下午本來準備一起去逛中關村跳蚤市場，但後因一親戚來訪而未能成行。當天晚上，解萬英說13日上午有研究生的課，要急著備課，所以當晚就在相鄰單元的補差房間裡備課、就寢。12日上午，他先去學校房管處談住房問題，然後回到房間裡打開收音機收聽當天人民大會堂所作的“十四大”政治報告。當聽到報告裡提出要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後，他感到空前的失望。由於他不贊成搞市場經濟，更由於他沒有料想到把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原則寫入黨的正式文件，因而他感到一種強烈的精神刺激，甚至感到了絕望。那天晚上，他平生第一次未打招呼而沒有回家吃晚飯，也沒有進行他每天晚上的例行散步。家人以為他在補差房裡忙於備課(或以為他在別的地方忙於工作)，並未留心，也沒多想。夜深人靜以後，他手拿著半導體收音機，懷抱著《求是》，來到第四教學樓五層的一間教室。在萬籟無聲的氛圍裡，他思前想後，只覺萬念俱灰，以致不能自製，決定結束自己的生命。終於，他拿起圓珠筆來在心愛的雜誌上寫下自己的最後留言，然後搬過椅子放在窗邊，再踏著椅子往外一躍，從而走完了自己人生的最後一幕。

到如今，“解萬英墜樓事件”已經過去兩個多月了，不僅北大經濟學院給解萬英開的追悼會早已開過，就連這一事件在海外所引起的反響也逐漸平復了下來，可是冷靜下來思索一番：這一事件的本身給我們帶來的更深層次的社會文化意義又是些什麼呢?

“死”，尤其是“自決”，絕對蘊含著意義。當懷著某種價值目標去追尋業已幻滅的期望時，這種以絕望求期望的行為就並非是異態的舉動。姑且不談古代臣子“死諫”的道德和政治價值，僅近代以來，為某種政治和文化信念而殉道獻身的，就有梁巨川、王國維二先生為其顯例。誰能說他們的殉道僅僅是一種糊塗和愚昧呢?因而，在抽象的意義上，無論為什麼而死，但只要是真誠地遵奉某種價值觀，表裡如一地嚴守自以為高尚的理想追求，敢於為己所熱衷的信仰獻身，直到走向極端，殉道成仁，那麼其人格之中必有其力度所在，於道德和純粹性而言就無可指責。常言道的“想個明白，死個痛快”，未必就不是一個“正果”。

當然，不管怎麼說，解萬英跳樓而亡，那無論如何也應當算是一場悲劇。這不僅僅是解萬英本人及他家庭的悲劇，同時也是過去那個時代的悲劇。每當一個新舊時代轉換之際，總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悲劇發生。

原載1993年1月2日《華夏週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