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彬:刺猬與狐狸以及大師與天才


思想史上對學者的分類往往是依據其觀點或思想本身,比如在政治哲學上,依據觀點不同可以分為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威權主義等;在經濟學上,依據對政府乾預的不同態度,可以分為自由放任主義、凱恩斯主義、第三條道路等。在別的領域,也多是依據某一中心原則的差別,對學者進行分類。而依據學者的心智特點或者說思維方式進行分類,則極為少見。原因在於,從某一學術領域的角度看,唯一吸引其他同行注意的是學​​者的思想成果和論證過程,至於他偏好何種思維方式,反而不是一件重要的事。

同樣的研究成果,是受了別人的啟發還是得自自己的思考,對於別人來說似乎確實不是什麼要緊事,除非此人是關心此問題的傳記作者。不過即使不是心理學專業的人士,也常注意到一個事實:比如達爾文和愛因斯坦,雖然同樣擁有石破天驚的傑出成就,但其心智類型確實大有不同。一個通過收集大量的事實,再經過歸納總結,得出進化論理論。而另一個則鑽在伯爾尼專利局的辦公室裡反复演算,推導出了相對論。這儘管並不是個生物學問題或物理學問題,但卻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也許屬於心理學問題吧。

伯林的《刺猬與狐狸》一文就討論了這一問題。他在此文中將西方思想家分為兩種類型:刺猬型與狐狸型。這兩個詞來自古希臘詩人阿寄洛克思——“狐狸知道很多的事,刺猬則知道一件大事”,大致的意思是說狐狸博學多聞,而刺猬見解深刻。所以,刺猬型的特點就是思維連貫、邏輯嚴密,而狐狸型的學者則是博學多聞,見多識廣。按照伯林的說法,刺猬型學者構建一個中心體系,只對自己所關心的問題感興趣。而狐狸型的學者則長於發散性思維,追求多重目標。籠統看來,貌似很有道理。

不過《刺猬與狐狸》一文,只是在開篇簡單羅列了幾個思想家的分類名單,而後便集中討論俄國的托爾斯泰、赫爾岑、巴枯寧等人,分析的重點也是這些人的思想本身,對於刺猬與狐狸之區分著墨甚少。比如,伯林把柏拉圖歸為刺猬型,而亞里士多德則歸為狐狸型。問題就來了,“知道很多大事”的亞里士多德歸於狐狸型合適麼?況且,亞里士多德構建的體係無一不是邏輯連貫,思維深刻的。而尼采這樣的側重於文學的人則被歸於刺猬型,這難免引起混亂。比如許紀霖先生就被搞糊塗了。他在一篇文章裡,毫無意識地將亞里士多德和尼采的分類顛倒了過來,還誤以為這是伯林的意思。

可見伯林的分類僅僅是一個籠統的提法。 1975年哈耶克也寫了篇討論這個問題的文章,叫做《兩種心智類型》。篇幅比《刺猬與狐狸》短得多,但哈耶克的文章對此問題的分析卻更加集中。在我看來,儘管哈耶克的分類與伯林的很相似,但伯林分類的模糊與混亂都被哈耶克避免了。所以,看起來,還是哈耶克的說法更加值得一睹其貌。依據思維特點之別,哈耶克將學者也分為兩類:1、“自己專業中的大師”(master of his subject);2、“困惑型學人”(The Puzzlers)。前者“總是能夠隨時掌握自己學科的全部理論和所有重要的事實,隨時可以回答他所屬領域中的一切重要問題”,乃是某一領域的大師。而後者,則長於獨立思考,不受其他人的觀點所左右。

被哈耶克歸為前者的學者有:邊際學派集大成者龐巴維克【Eugen Bohm-Bawerk,1851~1914】,他通曉從古至今(他所在的時代)的利息理論;經濟思想史大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 1883-1950】,他的《經濟分析史》大氣磅礴,博覽古今;芝加哥學派的雅各布.維納【Jacob Viner,1892-1970】等人。要是再添一個典型的話,巴格沃蒂當仁不讓。他是貿易理論方面的大師,熟悉該領域的所有理論,並且深知其弱點。在《今日自由貿易》一書中,巴格沃蒂“囊括了所有支持自由貿易的觀點”,“批評了所有流行的對貿易保護的錯誤認同”。每個領域都有類似的人物,“他們對自己的學科瞭如指掌,不僅清楚自己的見解,而且熟諳古往今來別人的各種理論,還能做出清晰曉暢的解釋”。

另一類是“困惑型學人”,儘管這名字聽起來似乎不好聽,但事實上這是哈耶克故作謙虛。這一類學人並不是真的對什麼都“困惑”,哈耶克背後的意思其實是指對任何權威或成見都“懷疑”。所以,他們既不迷信權威,也不囿於固有之見,而是慣於獨立思考,以尋求最為可靠的論證。被哈耶克歸為此類的學者有:維塞爾、奈特以及哈耶克自己等。

對於維塞爾【F. von Wieser,1851-1926】,熊彼特的一段評價極為準確的描述了他的創造性特點,不妨引述一下:“沒有任何作者像維塞那樣,幾乎同別的作者無關,基本上只有門格爾是個例外.但對於他來說,那也僅是一個啟示而已。因此在相當長的時間裡,許多經擠學同僚不知如何看待他的著作。在他的知識大廈裡,所有的東西,甚至他說過的那些前人已經說過的話,全是他的個人財產。”(轉引自哈耶克的《兩種心智類型》)

這讓我想起印度數學家拉馬努金【Srinivasa Aiyangar Ramanujan,1887-1920,印度數學家】。像維塞爾一樣,他的知識大廈裡也都是他自己的東西,沒有任何肉體的人是他的啟發者,如果真有什麼東西啟發了拉馬努金的話,那就只有印度教裡他虔信的某個神。他沒上過大學,也沒受過正規的數學教育,完全依靠自己的天分發現了很多嶄新的定理。拉馬努金的筆記裡,甚至很多早已被證明
過的東西,他都毫無所知,於是自己一一去證明。數學家哈代說,“完全打敗了我;我從沒見過任何像這樣的東西。”由此可見,拉馬努金的獨立性與創造性有如神助,連一百多年前就被證明過的東西都困惑地自己去給出證明。哈耶克所謂的“困惑型學人”最典型案例,非他莫屬。

“困惑型”的弗蘭克.奈特【Frank H. Knight,1885-1972】也頗有特色。斯蒂格勒說他有兩個明顯特徵:一是懷疑所有權威,而是充滿學術熱情。斯蒂格勒在自己的自傳裡說“對於奈特而言,沒有什麼其他的權威式不容挑戰的。如果他聽到加百利天使的號需要調音,也會毫不猶豫地指出來。 ”如果你對奈特的印像是脾氣古怪倔強固執的老學究,那你就猜對了。他就是那麼一個人,滿腦子學術問題,只相信真理,不相信任何權威,追求真理孜孜不倦,是一個非常獨立的思想家。這種固執的求真精神,深刻影響了後來的芝加哥學派。

其實按我的理解,“困惑型”就是天才型。他們的思想都非常獨立,不受潮流影響,其成就往往石破天驚,要么推翻前人學說,要么指引後來方向,總之具有鮮明的原創性特徵。這樣的人物,多是某一學科或領域的開拓者。科斯也是這一類型的典型,他思想獨立,不睬潮流,幾乎到閉門造車的程度。而他的科斯定理,則是劃時代的天才洞見。這種思維方式,的確與博學很不一樣。再博學也不見得能發現科斯定理。正如哈耶克所懷疑的,(博學)這種特殊的才能是否真正有助於創新。

而據說張五常也從不看專業文獻,不理睬別人的研究,排斥現代經濟學的數理方法,莫非他是天才了?非也。以天才之姿態,多年來他特立獨行,誰也不鳥,固執的堅持著錯誤的觀點。可結果怎樣呢?排斥數理模型,論文沒處發表,不得不寫經濟散文。科斯可以這樣做,但那是特例。不是天才非要硬充天才的結果一定是自尋死路。

顧彬
(XYS2010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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