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學堂：國際政治週期性規律中的新問題和新思路

當第二個千年期即將來臨之際，國際政治也跨入了一個階段性交替時期，國際體系中各種力量正醞釀和進行著新的分化和組合。西方國家一邊慶幸冷戰體制結束帶來了一個穩定和平的時期，一邊面對新興力量的崛起和挑戰而惴惴不安。研究國際政治週期性規律因而具有極重要的意義。

一

本世紀80年代，西方學者相繼提出了國際政治週期性規律問題，其中最具影響的有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教授羅伯特·吉爾平(RobertGilpin)的“霸權穩定論”和華盛頓大學政治學教授喬治·莫德爾斯基(George Modelski)的“領導長周期論”。 [1]這些理論的提出是與當時美國下降的國際地位和領導作用分不開的。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美國由於和蘇聯爭奪世界霸權，軍事上陷入越南戰爭不能自拔，政治上受到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挑戰和孤立，石油危機帶來的連鎖反應使美國國內經濟面臨嚴重困難，1973年以美元為中心的“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宣告解體。美國內外交困的形勢為學者們提供了反思美國對外戰略的歷史契機，並由此展開了對國際政治進程規律性的大討論。

羅伯特·吉爾平的霸權穩定理論探討的是霸權國家興衰與國際衝突的關係。在他看來，霸權國家的此興彼伏是國際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內容，全球戰爭是霸權建立所依賴的手段，國際政治是體系變革的決定因素。新的世界霸權的產生帶來了一段穩定和平時期，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霸權國家的實力必然下降，霸權地位受到動搖，國際體系重新回到無序的初發狀態中，直到大規模戰爭帶來新的霸權產生。這裡，吉爾平沒有列出霸權週期的具體時間表，但我們可以從他的著作中看出，國際政治體系中曾有兩個霸權國家，一個是英國(1815—1873)，另一個是美國( 1945—1967)。 [2]在國際政治體系動盪不定的情況下，霸權也很難建立起來。

莫德爾斯基的“領導長周期論”和吉爾平的“霸權穩定論”本質上沒有太大的區別，也突出強調了國際衝突與領導國家出現和興起之間的關係。莫德爾斯基認為，戰爭既是世界霸權興衰不斷循環所依賴的必要條件，同時也是這種週期性轉變的結果。他按照大國間力量的強弱，尤其是一國的海軍力量是否大於其他大國的海軍力量的總和來確定霸權國家，並據此把500年來的國際政治劃分為五個世紀性週期（1495— 2030年），第個週期又分為(1)世界國家、(2)非正統性、(3)非集中性和(4)全球戰爭四個階段。在每一個週期中都有一個霸權國家，它們依次是16世紀的葡萄牙、17世紀的荷蘭、18和19世紀的英國、20世紀的美國。在(1)和(3)兩個階段中，由於國際體係比較穩定，國際政治中的衝突較少，而在(2)和(4)階段中，因新的挑戰因素不斷湧現，國家間的競爭和對抗加劇，大國衝突更多和更強，最終發生全球戰爭。戰爭的結果是世界國家的產生和國際政治體系的穩定。根據莫德爾斯基的劃分標準和其列出的時間表可以推斷，目前的國際政治體係正處於第五個週期中的第三個階段，即非集中性階段，照該理論推算，到下個世紀的二三十年代，世界將爆發新的世界大戰。

吉爾平和莫德爾斯基兩人的霸權週期理論有著許多共同點：第一，霸權國家和挑戰國家的交替出現和相互間的衝突是國際政治體系變動的必然結果，也是國際政治體系變動的內在動力。國際政治週期性演變是不依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當一國霸權建立之後，其實力遠遠大於其他國家，國際體係由此而處於穩定時期。在經過相當長的時間後，隨著各國實力的消長，挑戰國家開始出現，領導者的地位相對下降，在某一周期結束時，這些新興國家對現有國際秩序的不滿和叫陣越來越強，雙方爭奪霸權的戰爭不可避免，國際政治體系重新回到無序和混亂的局面，在經過長期而反复的拉鋸戰後，挑戰國家代替舊的霸權國家開始主導國際政治體系，世界又一次回到穩定時期，國際政治進程完成一次大的循環。

第二，低強度衝突和高強度衝突交替發生。這種現象與國際體系的有序或混亂以及霸權國家或挑戰國家是否出現有著密切的關係。一般情況下，當新的霸權國家即將出現之時，國際衝突的強度就相應增加，大國戰爭或世界大戰的可能性就會更大；在霸權國家鞏固其霸主地位之後，挑戰國家還沒有出現，國際體系相對穩定，國際衝突較少，強度較低。

第三，世界經濟對國際政治進程週期性規律的影響是有限的。世界經濟的膨脹與停滯僅僅是霸權國家興衰的一種表現形式。儘管世界經濟的某種規律性與國際政治的霸權週期性有相對應之處，國際政治可能受到世界經濟變化的影響，但國際政治進程並不決定於經濟，國際政治仍是國際體系變革的主要推動力。 [3]

二

每一個國家要實現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和大國意願，就必須適應各種社會發展的規律，並製定出符合國情、世情的長远战略來，尤其是在世紀性週期大轉變的關鍵時期，對於一個新興的、具有改變國際政治體系能力的國家來說，如何形成正確的外交思想和哲學以及製定適合的對外戰略就尤為重要。國際政治週期性規律對於我們理解和認識國際體系的變化過程以及當前的國際政治的現實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問題在於，500年來的國際政治是否完全受制於霸權與挑戰、穩定與衝突循環變化的固定不變的規律呢？這種規律本身是否受到其它因素的影響而有所變化？也就是說，國際政治進程中是否存在其它因素在發揮作用？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話，那麼世界也就沒有什麼希望可言，我們只有無奈地等待著下一次大國戰爭也許是核戰爭的爆發，等待人類的毀滅。

但是，任何一種社會發展規律也是在不斷變化和發展的，隨著時間和空間的改變，它需要人們對它重新認識並進行補充和修正。國際政治週期性規律同樣如此。一方面，霸權的世紀性輪迴悄悄地對國際政治進程發揮著作用，國際體係不斷經歷著混亂與穩定的過程；另一方面，這種規律內部也在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莫德爾斯基等人的霸權週期理論的不足之處在於把國際政治週期性規律看成是一成不變的東西。從他們的觀點中可以引申出，無論國際體系如何變化，國際社會如何發展，每個國家都難以擺脫霸權國家和挑戰國家輪番上台表演、有序與無序交替變化的規律的束縛。 500年來的“挑戰者”之所以統統沒有逃脫失敗的命運，霸權國家的“合作者”之所以能夠成為新的霸權，[4]仍可歸因於這一規律的作用。他們把國際政治和世界經濟割裂開來，漠視世界經濟相互依存和一體化的作用。因此，我們在分析和運用國際政治週期性規律的時候，首先要用發展和動態的眼光而不是停滯和靜止的眼光看待這一規律，只有採取這種態度，我們才能從本質上抓住當前國際政治體系變遷的規律。

三

當今世界是一個高度相互依存、一體化愈來愈加強的社會。這種趨勢不僅是當前國際政治體系的顯著特徵，同時也是一種表現形式，而目前的國際體系的變遷只是500年來國際政治進程中的一部分和一個階段而已。進一步說，在每一輪國際政治週期或週期中的某個階段結束之後，國際合作與融合都有一次比一次加強的趨勢，尤其是世界經濟的一體化，世界市場的逐步統一，更是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跳躍而呈現出螺旋式上升的強勁勢頭。

科學技術的發展與進步是世界經濟一體化和世界市場形成的內在動力。公元1500年以後，航海技術為地理大發現提供了先決條件，而地理大發現的一個最根本的作用是使人們的視野越過浩瀚的海洋轉向了全世界，各大陸之間逐漸建立了直接的海上聯繫，歐洲資本主義國家開始了對外擴張和殖民的歷史。從那時起，世界經濟的概念才有了確切的含義。與此同時，世界市場初步形成，並引起商業、航運業和陸上交通工具的大規模發展，世界經濟的發展與融合的速度加快。到18世紀後半期和19世紀，資本主義國家相繼發生和完成產業革命，機器大工業的建立和迅速發展，為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奠定了物質基礎，同時交通運輸和通訊工具的進步，火車代替馬車，輪船代替帆船，為國際貿易創造了條件。馬克思在1848年對資本主義經濟對外擴張所帶來的後果和影響曾有正確的描述和分析，他寫到，“資產階級既然榨取全世界的市場，這就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新的工業部門加工製造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從地球上極其遙遠的地區運來的原料，它們所生產的產品，已經不僅僅供本國內部消費，而且供世界各地消費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閉關自守和自給自足的狀態已經消失，現在代之而起的已經是各個民族各方面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相互依賴了。”[5 ]從1850—1913的63年間，世界工業總量增加了10倍，國際貿易總額也增加了10倍。

二戰結束以後，人類社會進入了第三次工業革命，從“工業時代”走向“信息時代”，尤其是冷戰後時代，世界已經形成高度相互依存和一體化的“世界村”，“車同軌”（都乘噴氣客機、都用電子通訊），“書同文”（都學現代數學和物理學、都用電腦程序）是這個時代的特點，不同國家的人們事事都有一種“我們的感覺”。有了這樣的“硬件”，世界經濟的發展和變化的速度令人刮目相看。從國際貿易量來看，1948年至19​​87年，世界出口貿易總值增長了46.5倍，增長速度之快超過以往任何時期。冷戰時期曾出現過“兩個平行的也是互相對立的世界市場”，但從世界市場的總體看，這種現像也是暫時的，“封鎖”或“被封鎖的”國家仍然與其他國家保持和發展經貿關係，仍然作為世界市場總體的一個組成部分在活動、在發展。到冷戰結束時，分裂的世界市場最終又統一起來。世界市場的力量是無窮的。國際貿易和世界市場的發展伴隨著世界經濟的融合，發展帶動融合，融合中更發展，發展和融合是相伴而生，相伴增強，是一對孿生兄弟。

冷戰後世界經濟相互依存和一體化趨勢的加強是世界經濟發展與融合過程中的必然表現形式及必經階段。 1995年1月1日，國際貿易組織(WTO)正式成立，佔國際貿易量90%以上的81個國家成為WTO的創始成員，將來還會有更多的國家加入進去。在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有兩種​​明顯的趨勢，一是世界經濟集團化和地區化。自從1951年西歐6國成立了歐洲煤鋼共同體之後，西歐經濟集團化和地區化一直走在世界其他地區的前列，1965年歐洲共同體成立。幾十年來，西歐國家在為地區經濟的進一步融合而努力。冷戰結束後，西歐各國已開始為“歐洲合眾國”鋪路搭橋了。目前人們普遍認為，世界經濟分為三大集團：歐洲經濟區、北美自由貿易區和亞太經濟區，另外，世界經濟中還有許多規模較小的次區域經濟組織。而區域經濟集團化是世界經濟一體化的一個必經階段。經過冷戰後一二十年的調整，區域集團化對全球經濟一體化和世界貿易自由化的積極作用將發揮出來。

另一個趨勢是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即南北關係中的經濟差距在逐步縮小。南北關係的形成始於西方殖民者對亞非拉廣大地區的殖民侵略。在二次大戰之前，北南經濟之間完全是一種剝削和被剝削、領導和依附的關係，而且南北經濟差距很大。直到本世紀50年代以來，隨著亞非拉地區人民民族解放和民族獨立運動的興起，這種經濟不平等關係開始有所改善，尤其在冷戰後時代，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區不斷提高，經濟增長率普遍高於發達國家。在80年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GNP約佔世界GNP的2/3，對外貿易額約佔世界貿易額的70%左右，世界黃金外匯儲備的80%為西方發達國家所控制。到1994年底，據統計，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不包括台灣）的GNP、貿易額、外匯儲備已分別佔世界總量的43%、30%和45%。英國《經濟學家》周刊指出，發展中國家第一次充當“火車頭”，帶動富國從衰退中擺脫出來。從整體上看，南北經濟差距將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浪潮趨於縮小。

500年來，在第一次國際政治週期或週期中的不同階段發生轉變的過程中，都伴隨著科學技術的一次次進步、世界經濟融合的力度加大和國家間聯繫程度的增強，這是國際政治進程中不能忽視和否認的一種大趨勢，它一直按照螺旋式上升的規律在發展。簡單些說，500年來，在國際政治週期中，國際融合的強度逐漸增加，融合的範圍不斷擴大，融合的區域日趨延伸。

四

本世紀末，世紀性週期的轉變到了緊要關頭。兩個超級大國的全球對抗並不是以戰爭的形式帶來國際政治體系的變化，相反，國際政治中除了地區性衝突和國內戰爭發生的次數增加外，大國戰爭或世界大戰的可能性幾乎等於零，同時國際政治體系在向多極化發展，相對於冷戰這一具有高強度軍事對抗性質的周期性階段來說，冷戰後時期總體上反而穩定得多。這種現象與上述霸權週期理論的分析很不相符，究其原因，主要有四條：

第一，這次階段性轉變是一次最難預測的轉變，它不僅不符合上述國際政治週期性規律，而且完全出乎各國政治家和戰略家的意料之外。這次轉變並沒有伴隨著大國間衝突的發生，更沒有大國間關於如何結束戰爭和戰爭後劃分勢力範圍的情況。

第二，大國的興衰變化迅速。蘇聯和俄羅斯的衰落之快和中國崛起之快沒有人料到；日本和德國也沒有像幾年前有人預料的那樣成為羽毛豐滿的超級大國；美國仍然是唯一的超級大國和世界領導者，這一全球均勢中的重要現實沒有改變。

第三，冷戰期間大國衝突的主要根源是意識形態因素，而冷戰後時期，國家間衝突的根源分散化，衝突的性質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大國間衝突的可能性很小。

第四，科學技術大發展和經濟一體化是影響冷戰後國際政治進程的重要因素。冷戰後國際體系的相對穩定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世界經濟的相互依存和一體化。大國關係雖說仍在調整之中，大國間政治和軍事關係走向不明，但經濟關係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現實對大國之間的衝突和摩擦的發生起到了很大的抑製作用。

針對國際政治週期性規律中出現的新情況，在評估冷戰後國際政治體系的發展前景時，有幾個問題需要回答。一，冷戰後的國際政治體系中是否存在一國霸權或集團霸權？二，新興國家是否就是挑戰國家？挑戰國家是否可以不通過戰爭成為新的霸權國家？三，經濟一體化是否可能製約大國戰爭和世界戰爭的發生？

冷戰後的國際政治體系脆弱多變，難以給予確切的描述。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約瑟夫·奈認為，當今的國際政治體系既不是單極，也不是多極，而是呈現軍事權力單極化（美國）、經濟權力多極化（美國、歐洲、日本和下個世紀的中國）、跨國權力分散化（銀行家和恐怖分子等）的局面。 [6]美國是唯一的和真正的超級大國，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它的陰影，但就此認為美國獨霸世界未免言過其實。在國際事務中，美國採取了“有選擇地捲入”戰略，並時時需要盟友相助。如果撇開盟國單打獨鬥的話，美國的日子也不好過。奈認為，冷戰後國際政治是由美國領導的同盟體系。美國扮演的不是“世界警察”角色，而是在國際政治起到“保安團領導者”的作用，這個“保安團”由美國及其盟友組成。 [7]

世界經濟一體化尤其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一體化使它們之間的命運彼此間息息相關，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目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已改變早期靠對外侵略、佔領他國領土和剝削他國資源的方法，更加重視用經濟和軟實力（高科技、信息和文化）來控制別國，西方國家在對外戰略的目標以及如何實施問題上存在共識，這就需要它們聯合起來共同剝削和控制發展中國家。這種現像是冷戰後國際政治的新特點，同時也是國際政治週期性規律發展過程中所特有的現象。所謂“集團霸權主義”情況只是暫時的，“只有群體或國家認為這種變革（指國際體系的變革）有利可圖時，它才會謀求變革這種體系”[8]在各國實力對比發生質變時，一些國家“獨霸”的願望和意圖就會出現，這時，國際體係就將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集團霸權主義”只是冷戰後國際政治體系變革的一種現象和趨勢而已，一旦這次變革結束，它也會隨之消失，因為它並不是世紀性週期規律的一部分。

在每一輪週期中都會出現許多新興國家，一般情況下，新興國家可以和挑戰國家劃等號，它們都希望改變現行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使之有利於自己的發展。挑戰國家通常不只一個，有時有許多個。爭奪霸權的鬥爭並不僅僅是在衰落的霸權國家和挑戰國家之間進行，更多的是在挑戰國家之間進行，霸權國家的某些合作者其實也是爭奪霸權的國家之一。五個世紀以來的霸主幾乎都是如此產生的，如本世紀霸權地位的爭奪戰就主要是在美國和蘇聯兩個新興國家之間進行的。未來的國際衝突更可能在挑戰國家之間發生。因此，我們更應該關注新興國家或稱挑戰國家之間的衝突，它們之間關係的好壞才真正決定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的未來。

挑戰國家之間的衝突在冷戰後國際政治體系變革過程中是不易避免的，而由此引起的世界大戰是可以避免的，進一步說，“挑戰者”戰勝霸權國家和其合作者是可能的。 [9]首先，歷史上的大國衝突主要源於大國對領土、資源和人口的爭奪，靠的是軍事實力；現在主導國際政治經濟體系靠的是資本和高科技產品，是為了爭奪市場和資源供應地的控制權。 “冷戰時期，大國可以佔領其他國家的土地和工廠，並迅速地使其由商產轉為軍產；現在要轉產高度專業化的現代生產線是相當困難的。”[10]兩者性質上發生了變化。

其次，世界經濟一體化使各個大國的命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正如約瑟夫·奈所說，“事實上，如果美國的一家公司的總部設在他國，它的生產設備、原料進口和出口市場在另外一些國家，那麼，這種跨國經濟關係使我們越來越難以斷定該公司是否真的屬於美國。”[11]跨國公司和大財團的發展和擴張制約了大國的利益衝突。

第三，國際體系的變革及其引發的大國力量失衡最易導致國際衝突，但是在冷戰後時代，核武器作為大國遏制對手的最後手段，仍將有效地限制大國戰爭的發生。由於在戰爭中使用核武器會使交戰雙方付出慘重的代價，大國被迫主動採取行動避免任何直接的軍事衝突，包括可能升級為核戰爭的常規衝突。同時，高精尖的軍事科技可以使大國預警相互間的軍事動向，軍事透明度的增強也有利於大國關係的穩定。

由於主客觀條件的製約，大國間或者說挑戰國家之間的衝突很可能在一定範圍內和低強度下發生，甚至可以避免。由大國衝突引起的世界大戰的可能性就更小。戰爭強度的減弱和世界戰爭的避免並不意味著國際政治體係不會發生變革，事實上，新的霸權國家很可能不通過大國戰爭和在與挑戰國家進行某種合作的情況下出現。

有一點需要強調指出，新興國家或曰挑戰國家的出現是國際政治體系變遷的必然結果，不承認是挑戰國家或不做挑戰國家都是不符合歷史發展事實的。只要大國間實力對比在不斷消長，國際體系在發生著量變和質變，新興國家就會以“挑戰者”的面目出現。一國興起使其不能不成為挑戰國家，但挑戰國家可以不做“霸權國家”。前者決定於客觀事實，後者決定於主觀意圖。

從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對冷戰後國際政治體系的變革以及大國關係的調整作如下結論：一，新興或者挑戰國家不能不積極參與到這次世紀性大變革中去，否則就會在大國競爭中落伍；二，既然捲入進去，就避免不了和其他大國發生矛盾和衝突，這很正常。但挑戰國家之間合作大於衝突，協調大於對抗的趨勢也是很明顯的。三，在舊的霸權向新的霸權轉換之時，挑戰國家面對的困難更大更多，但挑戰國家可以不通過戰爭（或通過低強度戰爭）成為新的霸權國家（它也可能不願稱霸）。

在世紀交替的變革時期，對一個大國來說，如何正確認識自己的地位和國際形勢並製定相應的對外戰略至關重要，分析冷戰後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的新變化和新特點意義就在於此。目前中國的世紀性戰略選擇關鍵是怎樣適應和順應國際政治體系變革的客觀規律，使自己處於有利的地位。其中最根本的方針應是埋頭經濟建設，推行和平外交，以此帶動整個國際體系的變化，只有“以靜帶動”才能“以靜制動”，才能在大國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

郭學堂
（作者係復旦大學國政系95級博士生）

註釋：

[1]戈德斯泰恩(Goldstein)的經濟長波理論(Long Wave)把世界經濟和國際政治看成是相互作用的兩種週期模式。戈德斯泰恩既不強調世界政治的作用，也不強調世界經濟的影響力，霸權國家的興衰對經濟長波並不起直接的作用，同時它也不是經濟變化的結果，值得注意的是世界主要戰爭與經濟周期性之間的關係。他把經濟長波分為(1)經濟停滯(St-agnation)、(2)經濟復甦(Rebirth)、(3)經濟擴張(Expansion)和(4)大國戰爭(Great－power War)四個階段。在(1)和(2)兩個階段中，由於世界經濟處於低迷狀態，限制大國發動戰爭的能力，由此國際衝突相對較少；在(3)和(4)兩個階段中，世界經濟迅速膨脹，大國間的矛盾和衝突越來越多，最終導致大國戰爭的爆發。儘管經濟長波理論把經濟的發展狀況和國際衝突聯繫起來，但與霸權週期性規律並沒有直接聯繫。戈德斯泰恩並不是“經濟決定論者”。參見Goldstein.Joshua S.:Long Cycles Prospertity and War in the Modern Ag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Press,1988.

[2]參見羅伯特·吉爾平著：《世界政治中的戰爭與變革》，中譯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章和第5章。

[3]除吉爾平和莫德爾斯基外，美國著名學者沃勒斯坦(Wallerstei-n)也提出了霸權週期論(Cycle of Hegemony)，這種理論強調世界經濟在國際體系中的作用，認為世界經濟的持續膨脹、經濟增長點的擴大以及地理上的擴展是國家建設、霸權興起和大國戰爭的主要推動力。 Wall-erstein依據一國在生產總量、商業和金融三方面所處的國際地位把霸權週期劃分為四個不同的階段，(1)霸權全勝期(Victory)、(2)霸權成熟期( Maturity)、(3)霸權衰落期(Decline)和(4)霸權上升期(Ascent)。他把霸權週期理論與國際衝突結合起來，認為在霸權的全勝期和成熟期，國際體系井然有序，大國間衝突最少，而在霸權的衰落期和上升期，由於新的挑戰國家不斷出現，國家間競爭激烈，大國間衝突最多和最強。由於經濟是決定霸權興衰的主要因素，因此，沃勒斯坦認為，戰爭是霸權國家保持經濟優勢地位的最終手段。詳見Wallerstein,lmmanuel:"T-hree Instances of Hegemony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Econom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24:1983.pp100－108.

[4]時殷弘：“國際政治世紀性規律及其對中國的啟示”，《戰略與管理》，1995年第5期，第1—3頁。

[5]《共產黨宣言》一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9—470頁。

[6]Joseph S.Nye,Jr.,"Conflicts after the Cold War"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1996,P9.

[7]Joseph S.Nye,Jr.,"Conflicts after the Cold War"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1996.PP20－23.

[8]戴維斯和諾斯：《國際變革與美國的經濟增長》，劍橋大學出版社，1974年版，第6頁。轉引自羅伯特·吉爾平著：《世界政治中的戰爭與變革》，中譯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50頁。

[9]時殷弘先生從莫德爾斯基的領導長周期論中總結出，第一，近500年來的“挑戰者”統統失敗了；第二，新的“世界領導者”通常是先前霸權國家的合作者；第三“挑戰者”的合作者也受到了挫折。 《國際政治世紀性規律及其對中國的啟示》，見《戰略與管理》，1995年第5期。

[10]Richard N. Rosecrane,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Co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NY:BasicBooks,1986.

[11]Joseph S.Nye.Jr.,"Conflicts after the Cold War"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1996.P10.

《戰略與管理》，1997年第1期

http://www.cssm.gov.cn/view.php?id=31627